曾哲比我要年轻，更何况他在路上还单枪匹马击退了四个拿匕首的家伙，他是血气方刚的汉子，所以他会很潇洒地将沿着中尼公路一步步走进西藏拉萨的历程简炼地视为他走过了46步。当我们在温馨的夜晚，躺在柔软的沙发内，甚至还一边喝着香茶，捧读曾哲先生的这本《走进西藏》，那种感受也许真像走过46步一样地轻松。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段历程决不是轻松地迈过。从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西藏拉萨，是1099公里，如果一公里要走上2000多步，1099公里就要走上二三百万步，二三百万步与46步相比或者说得上是天壤之别。
我在曾哲的这本书中寻觅这道闪亮的弧线的同时，便对文学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文学需要那种将生命激情完全投入其间的行动者的参与。徒步走进另一个“天体”，这将是一种完全解放了自己思想、放纵自己精神、让自己的生命自由运动的行动过程，因为他暂时摆脱了他固有生活圈子的各种社会的、文明的禁忌和约束，他非常自由随意地与另一个“天体”的文化对话，或者说像流星一样与密集的空气粒子炽热地磨擦。这时，这些行走中的作家有可能给文学带来一些充满自由精神的闪光的东西。曾哲的《走进西藏》就可以归入这一行列。若把它当作探险的文字，你会觉得少了些传奇性和刺激性；若把它当作了解异域文化的读物，你会觉得缺少厚实的知识积累和细致的调查采访；若把它当作美的散文，你又会觉得少了精心的打磨和修饰。总之，你如果将这些行走者行走的结果套在你所熟悉的某种文学类型里，就有可能会忽略掉它所包含的最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在行走中划出的一道闪亮的文化弧线。可是又有谁看到天空的流星划过，会真正明白那道闪亮弧线的意义呢？但我想那颗扎入地表的默默的陨石是懂得它的意义的，因为有了那道闪亮的弧线，才会有陨石的永恒。
所以，走进西藏对于文学最大的意义决不是明确地显现在七位作家写成的几本书中，而在于走进西藏所划过的闪亮弧线在他们心中刻下的磨蚀不掉的印痕。对于这一点，几位作家也许不言自明。至少我知道，曾哲在《走进西藏》的结尾说道：“与其说摘下了背囊和翅膀，不如说，沉重与我永存。”也正因为此，我读完《走进西藏》很愉快，但我同时更期待着读到曾哲先生今后的写作，我要寻找，那道闪亮的弧线是怎样刻入他的生命之中的。
阿来的新作《大地的阶梯》，起了一个很好的书名。全书就是从得名的由来开笔的：七八年前，他曾造访这一处山间的喇嘛小寺，送他返回的小喇嘛，在分手前指着一列列拔地而起，遥遥西上，最终融入青藏高原的群山：“我看那些山，一层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上到天上。”此后，这个阶梯的意象，就刀刻一样留在了阿来的心里。阶梯既是一种实指性的比喻，又是一个包容宽泛，且带神秘味的象征。
作为创作主体的阿来，就出生在这个被他称为大地阶梯的群山之中。这块神奇的土地，不仅哺育了他的肉体，而且哺育了他的精神，给了他藏民族文化的薰染与认同。虽然他的身上混合着一半的回族血缘。在这部新作中，他要写的正是他的故园所在的这个被称为大地阶梯的地方。为了写这部书，他又迈开双脚，在这一片高岭深谷，海川牧场间进行了实际的寻访与踏勘，到达县城、小镇、当年上司的统治所，凭吊这当年?战过的古堡，还有已经完全废弃的马塘古驿等等。这种寻访，常使他莫名地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寻访中，他感受着这块土地在发展中实实在在的脉息。还有实实在在的失落。同时，他又体验着一种精神的回归。这回归是向着理想中的家园的，却又似乎牵着不归的乡愁，并不时有凄美的惆怅之感袭来。然而阶梯的意象总是不时地浮向眼前。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这次寻访的实际过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他自己的心理。他说：“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拾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作为读者，我们读他写的书，也跟随他，在经历地理抬升的同时，一起体验这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我看来，《大地的阶梯》是一部纪实性的作品。可以作为报告文学读，因为它以作者实际的寻访为根据；可以作为长篇散文读，因为作者自己的经历、体验，不仅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带出，而且他常常会在某个时候成为某段文字的描绘对象，处于中心的位置。这种时候，你不仅不会感到他跳出来喧宾夺主，反而会感到之前和之后的叙述也因而增添了灵性，一下子拉近了和自己的距离，变得更亲切了。
读阿来的这本书，使我们走上了这群山递升的阶梯，听到的是一曲历史、文化风情、自然物候、现实脉息和作家情愫组成的交响曲，同时，又随同作家走向了这块嘉绒城故地的历史，走进了那里的文化，走进了他的内心，获得了我们过去了解很少的，关于那里的认知。阿来既是这支交响曲的作曲和指挥，又是一次文化旅游的导游。他生于斯，长于斯，三十六岁才离开，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无论作为作曲，指挥，还是作为文化导游，他都是那么称职。
在《走进西藏》丛书中，除了七位作家的专辑外，还有丛书策划者张维编辑的一本颇为独特的书：《作家镜头——西藏故事》。它收集了七位作家走进西藏感受西藏时有意拍摄的四百多张有意义有韵味的图片，举凡山风貌，寺庙经幡，高原小镇，边疆村落，康巴汉子，藏族少女，僧侣活佛，古道邮车，赛马盛会，等等，各种风光，风情和人物尽收作家们的镜头里，作家们的构图艺术与文学说明的风格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相近的，那就是给读者们提供一个作家眼中形象化的西藏。我想，倘能把这本图片集同其它七部集子对照来读，一定是很有意味的。作家们走进西藏考察和认识那块神秘大地写出的文学，也许有弹性，能给读者在阅读时留下更大的想象的空间，但是进入他们摄影机的这些图片，都更加具体更加形象地描述了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在这种意义上，我同意这本图片集的编者张维在《七双慧眼看西藏》一文中表述的这么一个观点：而我认为，这本《作家镜头》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问题：“即画面的叙述性和文字的画面感二者之间的亲和关系。”因此，在阅读《走进西藏》这套丛书时，文字的和图片的，一样也不能少。
我想用阅读扎西达娃的《古海蓝经幡》一书和这本图片集中他所拍的图片相互对照的感受来印证上述观点。扎西达娃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描述他游历的，而他所拍摄的取名为“天边”的一组图片中，有20多张图片是拍于这次游历的途中，它们形象地记述北行的所见。这些图片中，像“D14：村长仓罗布，一副好莱坞电影明星的派头”“D15：村长仓罗布和他一家人”，“D16：仓罗布的儿子格加……”“Dl7：格加的妹妹扎西亚那……”某人物形象和构图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其它各组图片也各有特色。诸如范稳从滇藏交界的茶马古道进入西藏沿途拍下的80多张图片，分为“东巴与丽江”、“日常生活中的藏族人”、“活佛、喇嘛、寺庙和教堂”、“雪山、经幡、玛尼堆”、“滇藏线交通的历史与现状”、“雪域风光拾遗”、“盐井风情”等七辑，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和文献价值。而浏览其各组图片，有的重于一时的感受，有的突出作者构图的特色，各有其审美的独特价值，离开他们各自的著作也可以独立存在。
西藏，充满着神奇的魅力，是无数人神往的地方。江浩，也在1999年秋到西藏走了一趟。做什么事都不喜欢重复，都极力保持独立人格的江浩，经过丝丝地鉴别，缕缕地清理，还是准确地抓住了自己向往西藏、探望西藏的独特因由。在江浩青年时代，有一位给过他糖吃的剃头匠和一位给他接骨治病的喇嘛，先后都去了西藏。童年的现实感受是人生浪漫主义的种子，这种子拱出尘封的土层，努力地去寻求生命的新的注释，这就是江浩去西藏的原动力。
以我对江浩的了解，他去西藏，既不会坐飞机，也不会坐火车。果然，他是和朋友们自己开汽车去的。我能猜得出，江浩当初买车练车的理由之一，肯定是争取有朝一日驾车进藏。他和朋友们经由二郎山、箭炉、芒康、帮达、波密、雅鲁藏布江、扎达土林等二十多个可圈可点的名胜，最后到达拉萨，进谒了布达拉宫。从江浩的这部散文游记中，读者可以领略江浩眼中的西藏及其沿途独特的原始状态美、自然风光美和人文景观美，感受那一层又一层宗教与哲学的理趣，启发你对人生世界的新感觉。新认识，激发你对人生事业新的探索与追求。
江浩在这部作品中，从柳宗元、王勃、司马光、诸葛亮、刘邦、项羽直到阎锡山，从二郎山直到美国的尤西米德峡谷；从中国足球到康定情歌；从《艽野尘梦》到《雪域风情录》，随心切入了几百种有关西藏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的典藉和古今中外的人与事，作为参证，又加以鉴别，体现了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灵动的情性和人文的关怀。
有位海外作家说：“作家学者也是最古老、最便宜、最有效的社会与人类心灵的净化剂，当我们拿出勇气把真理吐出来，全世界的空气就清新干净了。”江浩的创作，体现着这样的情怀。
《走进西藏》这套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兼有新闻报道、文学创作、科学探险以及民俗研究等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一次真正的跨文体写作的试验，也是一次引导读者亲近西藏、了解西藏的成功的壮举。
我有机会读到扎西达娃的《古海蓝经幡》。如果说参加这套丛书写作的其它六位作家是以不同的路线走进西藏，进行实地的考察的话，那么，扎西达娃这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青年作家则是带着他对西藏独特的观察和感受走出西藏了。因此，我曾对扎西达娃的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它更深地了解西藏。可能是由于期望值过高，我读后感到不满足，留下较多的遗憾，因为扎西达娃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把他所了解的西藏形象而生动地介绍给我们。书的前半部比较零碎地回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西藏的重要城市拉萨和日喀则的生活片断。如《西藏世家》一节中的描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儿贡嘎旺秋之女白牡的身世与经历，《朗杰的日子》一节中所描写的拉萨街头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朗杰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美丽的亚依》一节中所写的珞巴族美女，青年舞蹈家亚依的人生经历，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都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也都通过他们写出了活生生的西藏，写出了西藏的灵魂。而像书中《法体大迎请》等章节则翔实记录了十世班禅灵塔祀殿落成以及法体入塔仪式的过程，具有某种文献价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的前大半部分，就像是一些璀璨的珍珠散落着，未能更好地串通起来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这多少让人留下一些不满足和遗憾。
这本书的后半部，描述了作者同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加央以及意大利姑娘马兰等一行游历藏北草原的经历，在这些章节中，作者不仅生动地论述了游历藏北草原尤其是走进无人区的经历，而且较好地描写了藏北草原的风情和生活在藏北草原藏胞们的生存状况和豪放细腻的性格。其中，宿文部乡神聊男人的“打狗”的趣闻，在草原乡政府所了解到的20世纪初逃出新疆80年代中期返回西藏的故事，洋妞马兰在草原上的种种让人忍俊不禁的憨态，西藏最后的盐人们的传奇式的经历，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很有魅力，真实深刻地写出了西藏。我以为，扎西达娃写到这里时，真正找到了写出他对西藏独特感受的路子，可惜篇幅有限，不能继续写下去，但是曲终而余音绕粱，也是一绝。
由龙冬此次进藏76天的笔记，我看到了新藏线公路的泥泞，看到了“死人沟”的险恶，看到了“三十里军营”的温情，也看到了“红柳滩”的寂寞与无奈，看到了最为偏僻的、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普兰县楚鲁松杰乡众多村民们生存的挣扎、奋斗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龙冬的《藏行笔记》朴素而又真诚。他无意渲染自然环境的拙劣，更不想夸张“行船、走马三分命”的险恶，他只是如实的记述自己进藏的经历与见闻。而由朴素真诚的记述，龙冬向人们展示的西藏，不是神秘与传奇，也不是神话和传说，而是世俗与平凡。无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龙冬虽然在“要一支自己的音乐”中，介绍了既是宗教仪式，也是戏剧活动的“跳神”，还有转经、乞丐与施舍、面具、天葬等西藏特有的文化和习俗，可他更重视和关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为此，他描述了坚赞司机，江湖医生夫妇，到阿里首府谋生的饭庄女老板，还有邢警队长，地区团委书记，女团干部，以及楚鲁松杰的众多村民。由这些平凡而又实在人生的描述，龙冬表现了西藏阿里地区真实的生活环境与现状，他不掩饰那儿仍然存在的众多问题：恶劣的自然条件、闭塞的交通、落后的观念，可也表现了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并继续为阿里，为西藏的发展努力工作。由此，至少能让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小康的人，有时会想到还有不少同胞至今仍然过着近似原始的生活，我们应该或者可能为他们也是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们固然不敢说龙冬的《1999：藏行笔记》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层面，但可以说那是作者迎着天边外传来的召唤，用身与心去体悟和倾诉的写作。文字的力量既蕴藏于自身，也体现于它们所包涵的情感。没有情感浓度的文字，再漂亮也显得苍白空洞，而饱含情感浓度的文字，稚嫩一点，粗糙一点，也不乏感人的力量。《1999：藏行笔记》正是一部具有情感浓度的创作。
以云南西北部的丽江或迪庆或大理为起点，跨越玉龙雪山、梅里雪山和金沙江，经由四川、西藏到达印度、锡金、尼伯尔的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古商路，我们曾经在外国旅行家的纪游中读到过，也曾在艾芜的《南行记》等作品里部分地领略过。这条鸟兽绝迹的古道，因他们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正是这条几近被遗忘了的古道，近年来再次引起了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和出版的“走进西藏”丛书之一《苍茫古道》，是青年作家范稳沿着这条至今仍属鲜为人知的古道的采访和见闻，体验和思考。作者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所进行的这次滇藏古道之旅，从丽江（巩本知）古城出发，经天堑虎跳峡，过被司机们视为“阴阳界”的十二栏杆，往中甸，徜徉在几乎被岁月风尘掩埋了的建塘古城市街，拜谒纳西族人的“圣地”白水台，去维西，参拜达摩祖师洞，在滩堆村访土陶艺人，从“三省通衢”奔子栏渡金沙江，走访马脚子尼玛茨尼，驻足东竹林寺体验暮鼓晨钟，跨越梅里雪山，在寂寞的梅里石村听格桑达瓦的故事……尽管一路上历尽艰险，险象环生，毕竟还是比“马脚子”们的徒步长途跋涉优越了许多，轻松了许多。在穿越澜沧江大峡谷时，因泥石流爆发而不得不弃车改马，与赶马人同行几十公里。不意中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马帮生活和马脚子们的心灵世界的难得机会。这种奇异的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是把《苍茫古道》当作一部现代作家写的“茶马古道”旅行记，或一部文化人类学家写的非典范性的、即非社区性的文化考察记来阅读的。可以断言的是，作者在作“茶马古道”的采访和写作时，其主导的思想，是在努力探索地处滇藏高原边缘地带、以茶马互市为纽带的文化走廊的文化形态及其变迁。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走廊地带，在这条走廊上居住着纳西、摩梭、彝、藏等多个民族。上溯到远古时代，还有被迫从河湟地区出发沿着西藏高原、四川泯江的大山大谷一路向南迁徙的古氐羌人。上述民族中有些人也许就是古氐羌民族的后裔。居住在这条高原走廊及其附近地区的不同民族，曾经有着共同的原始信仰———苯教，由于崇山峻岭和湍急江河的阻隔，藏族接受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后来统称藏传佛教，纳西族和摩梭人则从苯教逐渐过度发展成为东巴教。作者在采访中遭遇了并且在书中写了许多事例，甚至以带有相当浓厚的感情色彩的文字，说明居住在古道“走廊”的纳西人和藏族人，在文化上、尤其是在信仰上，是多么地宽容，他甚至采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仰交融和文化影响。文化上的认同，文化上的宽容，文化上的交融，成为几千年来维系这条长达几千公里的“茶马古道”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学上的重要结论。也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结论。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边疆民族文化的学人，笔者对这个结论表示由衷地赞同。在这里，我还要引申一下的是：以茶马互市为纽带，洒满了世世代代赶马人的血泪、铺满了世世代代赶马人的尸骨的“茶马古道”，并不是一条单纯的商道，而是一条有着同一的原始信仰和文化基因的滇藏（或滇藏印）高原文化走廊。
彭见明去了一趟西藏，“不是旅行者的身份”，而是依靠自己独立“静穆的观察和直接的感受”，写了这本近似于白描的散文集：
《寻找陌生的西藏》。这本书拉近了我和西藏的距离，亲切了我和西藏同胞的情感。
在此以前，我读过马原，阿来写西藏的小说，毕淑敏和马丽华写西藏的散文，还有关于孔繁森在那里的一些报告文学……但西藏在我心中仍显得遥远、圣洁和神秘，隔着一层朦胧的轻纱，有时很美，有时模糊，有时暗——总之还是陌生。现在彭见明带我去寻找这种“陌生”，我觉得他找到了，他找到以后我也恍然大悟了，这就是人，西藏人，西藏普通的同胞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原来我们渴望了解的已经不是雪域高原美丽的蓝天白云，辽阔草原深情，高亢的歌声，奔腾的骏马和飘香的奶茶，艰难的跋涉和强烈的高原反应……这些我们都在银屏上看过了，书上描绘过了。我们不是旅游者，不是科学家探险家，不是去那里淘金或猎奇的外来人，我们是西藏人的骨肉亲人，同胞兄弟，我们关心他们热爱他们。前些年我们内地又穷又折腾，没有条件关照他们，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把藏族的娃娃接到内地来上最好的学校，可以像朱伯伯那样悉心地照顾他们了。彭见明帮助我们找到了亲人。这里有年轻睿智的活佛加央洛桑，有美丽单纯的乡长女儿强久曲珍，有富足温馨的退休藏医忙碌可爱的一家人，有一生采挖冬虫夏草的索朗旺吉老人和他那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有像吉卜赛人的高大彪悍的康巴汉子和热情奔放的康巴女人……也还有泽当昔日的战斗英雄A先生，自愿来援藏的寂寞的小D老师，和那位因热衷于做生意捞外快而再不英勇的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连同那机警忠诚的藏獒，顽强忍耐的毛驴，稀疏而坚顽的无名草，和那些刻满经文的神化了的石头，通过彭见明的笔，都栩栩如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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